【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新闻周刊】全国两会特刊：改革，为了改变——温岭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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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分30秒~21分45秒 关于“温岭参与式预算”

37分20秒~38分50秒 北京大学法学院 王锡锌教授 呼吁关注温岭模式，为改革提供持续推动力

  白岩松：“改革”这个词陪伴中国人已经很久了，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来到现在也30多年了。这已经不是一个新词，但为什么近一段时间人们屡屡提到这个不新鲜的词汇呢？显然，人们是希望在改革之中添加进新鲜的内容。那么除去经济层面的改革，我们还要在其中添加些什么呢？面对这个问号我想起了一个地方，2000年1月1号那天，它很有名，因为新千年我国大陆第一缕曙光就是从它那儿出现的，媒体都进行了直播和报道，这个地方就是浙江省温岭市。然而近些年很多人关注它、谈论它、走近它，可不仅仅是因为大自然的阳光。

    温岭之路

    发言者：首先，我感觉科技局的预算不是一个完整的预算，三公经费在哪里？
答：我们局里的经费正常的就在这里，正常支出里面。其他的经费，包括外面的专家请来，经费多少我们再安排多少？

    发言者：有几个企业在一年里有不同的项目，你们科技局给他奖励了两笔资金，那么在全市就没有比他们更需要钱的企业吗？

    答：10万块钱是我们市里的，25%到15%是国家的，是国家政策，主要是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

    发言者：就像钱江摩托这种大的企业，你20万奖给他，我觉得九牛一毛，一点用处都没有。还不如去支持那些真正有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小微企业。

    两会前夕，浙江温岭市“2012年预算编制民主恳谈”又拉开了帷幕。和其他地方在两会召开时才审议预算不同，温岭有5个部门已经推行了会前预算的民主恳谈，从人大代表在人代会上“审预算”，提前到普通民众参与“编预算”。参会者有经验丰富的人大代表，也有随机抽取的村民和企业主。他们提出的意见，将成为预算最终稿的重要一环。

    问：我是温岭市(绿丰)生猪养殖场，是养猪的，我很想生产出无公害的猪，钱不钱我们还是不想要多少，关键是科技局能不能牵线搭桥，请专家给我们讲课。

    答：这个我回去之后马上给你联系，中国科学院或者浙江农科院，我们给你联系。

    绿丰生猪养殖场场长 吴林生：第一次(参加)，没有参加过。这次听了之后，我想这个办法是好的，如果不征求大家的意见，你科技局以后开支是不是还走老路子？

    后炉村村委会主任 阮浩波：最早的时候，实话实说，那些部门一听说叫他们编这几预算，很多部门都是诚惶诚恐，叫他们编个预算，他们编好长时间都编不出来，现在这几年下来，部门编预算水平我觉得是比以前提高了很多。

    “民主恳谈”，这已经成为温岭人非常熟悉的一个词语。大到拆迁安置、道路修建，小到村里要不要买垃圾桶，都要去“恳谈恳谈”。温岭这个100多万人口的东部小城，一直与中国经济的发展紧密相连，温岭农民也是市场经济大潮中最早的探索者之一。

    温岭市委民主恳谈工作办公室主任 陈奕敏：温岭这个地方是一个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人有钱以后，他就可以不依赖于政府，自己可以生存的比较好，这样的话他就敢于对政府提出要求，就不怕政府。第二个，市场经济发展以后，不同的社会阶层有自己不同的利益诉求，就想把自己的愿望和要求输入到政府。

    20多年的发展，让温岭人富裕了，也让矛盾慢慢显露出来。1999年6月，正苦恼于村民上访频繁的松门镇干部，为了让村民有途径表达自己的诉求，提出了一个新想法：能不能改变过去“政府说，农民听”的模式，让村民和政府面对面交流呢？

    原松门镇党委书记 朱从才：一到松门工作以后上访的多，天天给你办公室围住，不好弄。所以就搞一个开放式的形式，让群众自己来，让他讲，群众有一个讲话的平台，有一个讲话的机会。

    1999年6月25日，松门镇第一届“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论坛”召开，闻讯赶来的村民坐满了整个会议室。邻里纠纷、液化气价格、村镇规划……提问之踊跃，大大超乎主办者预料。

    原松门镇党委书记　朱从才：提建议，提要求，你必须要举手的，举手之后有几个工作人员配在那边，看谁举得高话筒就给谁。我们台上的领导，就对提出的问题进行当场的解释，当场答复，当场许诺，是这样子下来的。一些解决不了的，给你记下来，交办哪个单位给解决，多长时间。

    村民：我们村如果和xx村合并了，那我们的范围就变小了，我们利益受损，我不同意。

    原松门镇党委书记 朱从才：有一次我记得，在民主恳谈的那天进行了大概一个多小时下来以后，有的菜场里面卖菜的，同工商所的工作人员发生冲突。

    温岭市委民主恳谈工作办公室主任 陈奕敏：她说我们是卖酸菜的，我们在菜市场门口卖酸菜，结果工商所的人赶过来不让我卖，把我们的称搞断了，而且把我们的工具都没收了，说我们没有交管理费。但是她说我们自产自销是不应该交管理费的，她说我们有话说，我们要提意见。

    原松门镇党委书记 朱从才：群众就跑到这里，在民主恳谈会上提出这个问题，搞的工商所那个领导不好下台，最后处理了这个事情，向群众做了赔礼道歉，把称赔给他。

    提出的问题竟然真的能解决，有回应，村民们反响热烈，民主恳谈很快就在各个乡镇推广开来。2010年，城东街道楼山村要整村拆建，补偿方案却有争议。9个遗留户之一的张福土，就是在村委会这间会议室里，参加了关于拆迁安置的民主恳谈会。

    张福土：老房一共300多平方，开始只给我132平方，所以我感到太吃亏了。

    张福土：都也让步了，当时给我三间通天，现在给我两个小套。我更喜欢小套，一套66平方(占地面积)。我家五口人，给了两套。

    像这些老房子，十几户人家，基本上都得到解决了。像这个地方这个区域，两个月之内就要新建了。包括下一步引进天然气轨道，还有小区里面建设的道路硬化了各方面，都要召集村民代表大会，征求村民代表的意见，跟他们协商。

    从最初的家长里短、邻里纠纷，渐渐发展到拆迁、教育、环境卫生等公共事务的讨论，民主恳谈的范围越来越广泛，村民的参与程度也越来越深，面对的阻力也越来越大。

    温岭市委民主恳谈工作办公室主任 陈奕敏：民主恳谈在运行过程中它确实存在干部造成很大的压力，精力上、财力上，还有干部直面群众遇到了一些挑战　所以我想这个民主恳谈做到这一步了必须要进行深化

    温岭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学明：到2005年，参与式预算跟民主恳谈就对接上了，当时党委提出来，既然我们各个方面都可以谈，为什么预算不交给代表和民众去谈呢？新河的做法主要是在人大会前，以公告的形式让民众通过各个渠道来广泛的参与政府预算方案的编制讨论；泽国的形式主要的就是通过摇号，按照千分之二的具有选民资格来确定民众来参与城市建设项目的民主恳谈。

    王锡锌：温岭所做的这种早期的个体化的民主恳,谈到后来发展到集体性、决策的这种民主恳谈，以及到今天这个参与式预算，整个不同的形式，其实他的核心是一致的，这种一致的核心就是一个对公共生活的参与。

    2005年，进入第六个年头的温岭民主恳谈开始与基层人大制度相融合，把民主恳谈引入人大预算审议环节，通过“参与式预算”来监督政府行政，新河、泽国等6个乡镇成为第一批试点。而在本周，代表们也对温岭各部门的预算进行了审议。

    陈奕敏：参与式预算民主恳谈在推广的时候阻力更大，因为预算的编制以前完全是党委和政府的事情，老百姓根本没有参与的机会。因为决策型民主恳谈要求基层的党委政府让出一部分决策权，让群众来参与政府对公共事项的决策，这样对政府是一个制约和挑战。

    王锡锌：参与式预算和民主恳谈这种形式最重要的是要落实一种责任机制，其实它就是培育两个理性，一个是政府的管制理性，一个是民众的公共理性。我们现在因为有的时候对民众的参与权、知情权没有充分的落实，所以最后一旦问题出来了，可能大家的怨气都撒向了地方政府。所以我想这种参与式预算、民主恳谈的核心机制一个是公开的、第二是有效的，第三是责任。

    陈奕敏：民主恳谈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它确实提供了一个解决问题和矛盾的可能性，提供了一种解决的方法。以后随着民主恳谈不断的完善，参与的公众越来越多，我想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它的效果可能会呈现的越来越好。

……
王锡锌：我们过去看到中国改革的路径一直是自上而下政府主导来推动，这里有他的优势。但是他的问题就是改革到一定程度，如果担心改革会影响到既得利益，可能就不改了，因此在这时候引入自下而上的民众参与式的推动，我觉得可以为我们今天要进行的接下来的改革提供持续的推动力。

    如果我们把目光再度拉回到温岭这个浙江东南沿海的县级市，或许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这种自下而上的推动所带来的变化。作为全国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诞生地，温岭在市场经济方面步子迈得更远一些，如何解决利益分化这已经是普遍存在的矛盾，温岭似乎已经摸索出了至少是现在看来行之有效的方法。

    王锡锌：你是不是真正的激活了民众的参与积极性，承认他们参与的权利，同时也让他们意识到权利和自由的行使是有责任的，这个参与权这是核心。我觉得大家来关注温岭这样一个模式，其实是关注我们改革中所面临的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说政府如何来配置资源、行使权利、民主如何参与公共生活。